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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抗議活動的英勇行為,應當激勵起工人采取行動並捍衛自身利益,對抗官資聯手推動的大規模裁員和工資削減。只有資本主義下處於生產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才能擊敗整個壓迫製度。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反攻倒算,有著警察在背後支持的學校當局,開始圍捕所謂的學生領袖並鎮壓抗議活動。中共當局十分熟悉一個伎倆,一開始會做出部分讓步以分化運動,隨後打壓“煽動者”。但是,這並不能終結運動。中國的學生抗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多次引發了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甚至是革命運動,就像1919年和1989年兩次。正因如此,中共獨裁政權尤其擔心學生的抗議活動。最近的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關註,就像一場大地震來臨前的一場較小震動,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正在來臨。
中國:鎮壓或「改良」
盡管專製當局忘乎所以地宣傳其經濟成就,但現實是階級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層窮苦百姓中對自己不斷惡化的局勢日益表現出沮喪和絕望。在內蒙古為例,當地生產了中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擁有中國最大份額的風力發電資源,但仍然有7萬農戶沒有用上電。甚至在各省內部貧富差距也非常極端——如在廣東省最富的地區深圳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最窮的地區河源市的10倍。
當局的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整整下降20個基點——從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報告顯示,「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增加了20%。(《財經》雜誌,2010年5月12日)。這些數字證實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的,政府大規模下崗和解雇國有企業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議活動,並鼓勵血汗工廠的生產方式和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國家的財富從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向資本。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23.4%的工人在過去5年未有加過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極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過去十年的初期,數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國內消費以「平衡」大規模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實際上經濟仍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刺激施和大規模信貸增長,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體經濟的消費的份額從2000年的,從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這一趨勢仍在繼續發展:難以負擔的購買新住房的價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來越多的積蓄而非消費,而通貨膨脹則使較高的零售收入掩蓋了實際銷售數量的變相下降。而消費者支出的主要擴張集中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這一少數人口中,而並不是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大多數人口身上,這迫使人們不得不積攢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當局在最近二十多年執行的政策培育出一個超富的資產階級和房產業主。中國現在有96萬個千萬富翁,個人財富在1000萬元以上。根據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國百萬富翁的財富來自私人企業,20%是依靠快速上漲的房價炒樓而得的。」千萬富翁毫無疑問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並已取得相當的經濟話語權。正如內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國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團的案例表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那些主要的資本家們正被納入政府和準政府的體製中。事實上,在起初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資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黨的官員出身,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建立商業帝國。根據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網上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調查者相信新富階層獲得財富的方式與他們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聯系。
而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預見到,他曾經警告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工人階級的失敗,使得俄羅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計劃經濟的權力,並在此後越來越多地威脅到社會革命和國有經濟的進步,除非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才能阻止這一局面出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斯大林主義極為精彩的分析,解釋了一個基於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官僚集團如果能成功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將有可能發展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對官僚們來說),僅僅做一個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成為真正的股東才行。官僚集團在這一個決定性的概念上的勝利意味著它也就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黨國體系的轉變
在中國,這一(官僚轉化的)進程發生在中共這一毛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內部。這是資本家群體爆炸性增長的結果,而且由於與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徹底決裂和新的產權關系的建立,也這是(中共)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經濟統治集團的工具。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中共的蛻化)在國際範圍內給工人階級運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盡管從1990年代初期蘇聯和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到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充滿矛盾,(中共的蛻化)使得資本主義製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暫時的穩固。中國的這一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維基解密所報導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國泄密的電報,「中共的政治局其實是一個商業帝國組成的小集團,他們將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於普通窮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們限製媒體自由以避免將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給新聞界。」這份報告還註意到,在中國內部,對於前總理李鵬和其家族控製國家電力行業,負責政法的周永康石油產業,和總理溫家寶的妻子張培莉控製珠寶行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這與此前毛澤東時代相比代表著質的變化。此前,在毛主義-斯大林主義製度下,雖然官員們也涉及腐敗,並根據在政府內部不同的等級和職位而享受大量特權。
但是,在計劃經濟和全面國有經濟的條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官僚化扭曲和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限製也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國家擁有的資產無論一個人能盜取多少,但是他們無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將之轉化為私人財產,如房產、公司所有權、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而如今在新的形勢下,限製已經被徹底解除了,「共產黨」和其領導層個人領導了這一蛻化的進程,他們使自己的家族變得暴富,並積累了大量的商業利益。黨則成為他們在新經濟製度下用來保護自己資產和經濟地位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向社會隱瞞了這一事實。同樣地,黨也作為一個秘密和等級化的組織正好合適作為調整和調節不同經濟部門,不同競爭省份和不同經濟集團間利益沖突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平臺。
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對中國而言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嚴重不同於舊的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製度,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存在相應的類似之處。它傾向於一黨專製統治以維持對一個龐大、復雜和不穩定的社會的控製,——尤其是對壓製工人階級和農村群眾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這引起了猖獗的腐敗現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員因腐敗被懲處,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縣級以上官員。許多「大魚」因此得以放過,而這絕非偶然現象。正是因為爆炸性的經濟發展與黨國體製的存在,使之成為不同的政商集團、省級團體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級官員腐敗案是很罕見的事件。通常黨內部會進行準備詳盡的派別談判,以避免引發執政「不穩定」和公開的敵對。被抓住的官員都受到派系關系保護,而各派別則保護他們不那麽合法的活動。
地方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沆瀣一氣,使腐敗日益嚴重。只有很少數的違紀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而許多案件則通過「雙規」等黨內的紀檢系統方式偷偷地解決,以確保幕後交易和派別關系勾兌。避免腐敗官員就如司法體系,以避免他們共處更多腐敗現象,也以此掩蓋腐敗的真實情況和不暴露於公眾眼中。據說大約有五分之四設涉及「雙規」從來沒有最終進入司法體系。這導致了政府反腐敗的行動變得極端無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進一步腐蝕了黨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曾經有民間傳言表明這一困境,「不反腐,則亡國;反腐,則亡黨。」
這一現實為近來央行人民銀行的報告所揭露,據說自1990年代起有高達18,000名官員和國企高管逃往國外或失蹤,帶走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1230億美元)。數字本身是聳人聽聞的,但或許更說明問題的是這篇67頁的報告在幾天之內從銀行的網站上被刪除了。政府官員和媒體稱這一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數字。這不是主要國家機構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實例。中國的「國家實體」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越來越多出現的「不和諧」互相競爭的實體的共存。在關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上尤其是如此。
謝國忠預測大約1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敗所吞噬。他認為這導致嚴重地影響「經濟效率」,並帶來社會不穩定和革命的種子。(《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權有多穩定?
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共產黨試圖建立新支持基礎——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國家公務員和在一定程度上還剩餘(精簡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製內員工。這些技術工人和高薪雇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貴族」的特征。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政策以贏得他們的「忠誠」,譬如鼓勵市民擁有私房產權(主要是儲蓄作為投資保值),並賦予一定農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權」。當然這種忠誠度還有待經濟危機的考驗,並需要基於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得以高速發展的情況。
當局的宣傳還包括對於「不穩定」的恐懼——這一假設在於假如發生政權變化的話,情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的惡化——以及民族主義和中國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的形象。但這些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化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可能面臨嚴重的侵蝕,特別是考慮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現大規模的投機泡沫。
在現階段仍然作為。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當然也對通貨膨脹、痼疾般的腐敗、專製壓迫和對外來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滿和深感擔憂。但他們也在當局的宣傳下擔心出現「不穩定」——而這真正是當局不斷重復宣傳的內容——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發生政權更替的「無政府現象」,那麽情況會變得更為惡化而無法控製。
中共黨國體製所反映出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其調整的空間遠遠小於許多評論家的想象。而這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如此。
戶籍改革?
一個當局缺乏這種調整空間的極佳例證就是戶籍改革問題。外來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後,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福利體系。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戶籍製度也成為近來引發廣東省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廣東增城新塘騷亂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類似於美國綠卡的「積分製度」,從而允許相對少數的收入高的、有技術的和教育背景的和當地公司需要的外來人口能入籍,從而躲過如終身詛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農村戶口。
但同樣地方政府並不想因為徹底廢除戶口製度,而承擔需要大規模擴展的醫療保健、交通、教育和社會服務支出等成本。這將意味著增加地方稅收,這反過來會令工資上升和吞噬掉雇主們的利潤。當局就戶籍改革問題已經爭論了近二十年而總是沒有任何結果。
政府的智庫近來所做的一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來人口,使他們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內的各種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為每個外來人口花費8萬元人民幣。根據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這就意味著廢除戶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將高達難以置信的1.2萬億元人民幣(1850億美元-或者說相當於6.1%的中國外匯儲備)。而地方政府必須承擔這筆費用,中央政府僅會在教育和健康醫療方面提供極少一部分的預算支持,所以對於地方政府們而言,幾乎不可能有多少積極性推動這一全面改革。
就此問題當局已經進行了近20年的爭論而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結論。2010年3月在兩會前夕,當13報紙冒險就戶籍改革問題發布聯合社論時,各報社的編輯立即遭到了中宣部嚴厲的紀律處罰和威脅。而他們的「罪行」就是因為沒有在小範圍的範圍內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這個問題,而是直接將之公諸於眾。
2008年後推動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較貧窮的內陸省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們用來掩蓋資產負債表的各種媒介通過債務驅動融資熱潮所推動的。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格局,因為更多的外來工開始選擇留在本地省份,因為相對更容易就業。
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是迫使它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個主要因素。相應地,也出現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工廠向內陸省份的方向流動,因為當地勞動力仍然豐富而便宜。地方政府為在這一產業轉移中爭奪份額,競相提供廉價或免費土地、廠房、稅收減免,以及眾多的優惠政策。
雖然外來工人的工資(在增加工資後)仍然很低,但企業紛紛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計件工資等,以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勞動力的短缺給與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這也為工人更為激進的情緒所反映。內陸省份工業化的蔓延將很快帶來其政治以及經濟影響。這些地區的罷工將可能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廠區內,面對講不同的方言的當地人——他們將更多地根植於本地小區。隨著這一情況的發展,聲援行動和罷工蔓延到其他地區的情況將無疑得到進一步加強。
紅色文化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再一次正確地評論到中國的現狀,「外界以為中國的統治者是全能的,統治者自己在每一個關鍵轉變的時刻都發現了威脅」
中央政府必須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這不僅針對整個社會的各種競爭勢力之間,而且也在執政的政黨和國家機器內部。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極端不穩定的,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其中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
而政府所遵循的這一方式的問題在於,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在日益積累時,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動——而非僅僅是空口許諾——實際上有限的很。這也解釋了,為什麽眾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費、製止違法違規的土地銷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敗等,都已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
但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膽轉變嗎?是的,但是當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認可下,允許銀行、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貸款——而不是試圖控製發展。而且事實在於這一進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無法控製,而這也已經被當前信貸寬松和過渡投資所決定。這種無節製的信貸擴張仍然全面影響整個經濟工作,並正在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盡管如此,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很可能帶來新的經濟下滑,雖然這為當局贏得了時間,但是卻沒有考慮到長期效應。
在「全黨團結」的外衣之下,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權內部的分裂。這並不意味著出現反資本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在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的毛派力量也並不主張立即恢復計劃經濟。更重要的鬥爭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前者希望進一步「完善」當下的鎮壓體系,而後者則是今天處於少數派,傾向西方民主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仔細地分析這些國家體製的內部沖突,以推導出合適的展望。
而2009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薄熙來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其個人作為勇敢而廣受群眾歡迎的領導人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維持黨早已支離破碎的支持和改變無處不在的腐敗形象。
這項活動恢復了一些毛澤東主義的禮儀和服飾,但並沒有毛澤東依靠群眾,鼓吹「階級鬥爭」的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動、會議和講座。受薄熙來活動鼓舞的一些基層毛派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紅歌會和集會,但是卻遭到了當地政府的鎮壓。毛主義共產黨(地下組織)2009年在重慶組織一次會議,本以為在紅色文化宣傳的背景下會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參與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監獄中煎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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