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保安機關必須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工人選舉及輪替執行安保任務。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呼籲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全球科技巨頭（其事實上只是一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的一環）應該被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這要求將在中國大陸、臺灣和國際上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在iPhone5的背後，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近日，蘋果公司的新產品iPhone5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可在iPhone5的背後，卻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據《明報》報道，安徽省淮安市多間高校近日要求高年級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富譽電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實習”2個月。此次實習被納入了學分考核，不參加將得不到畢業證書，所以學生們不得不去“實習”。
據一位富士康老員工說，這一切的源頭的都是iPhone5。富士康接受了大量的iPhone5訂單，在暑期結束之後，大量的暑期工離開了工廠，公司的人力出現了緊張。於是便用十分廉價的學生工來補充人力空缺。
在這場交易的背後，地方政府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軍就承認，此次事件中可能夾雜著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只要地方政府為富士康提供生存的土壤，地方政府可以從富士康撈取巨大的錢財。正是由於這種共生關系，地方政府才要求當地高校為富士康提供廉價勞動力。
然而使用廉價的勞動力不是富士康的專利，在三星的工廠中也很普遍。據《中國勞工觀察》的報告，另一家電子巨頭三星的工廠也在使用學生工。在三星合作夥伴“海格國利”有限公司惠州的工廠中，在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80%，不是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60%。而且工人中至少還有十多名童工，他們做的是正式工的工作，但是工資只是正式工人的 70%，每天工作11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每個月要工作26-28天。如此繁重的工作，對於這些不滿16歲（中國法定務工年齡）的青少年來說完全是一種摧殘——這些童工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14 歲的童工吳小方，在從宿舍去車間上班途中，不慎在樓梯摔傷致使無法工作上班，公司拒絕帶其去醫院接受治療，也沒批準她的病假，還扣除了她 6 天的工資。
許多學生工無法及時得到工資，他們要等到工作期結束以後才能從他們的老師那裏得到工資，而且工資往往因為種種原因被扣除了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工人們沒法去申訴，申訴者往往會受到工廠的處罰。
這些決非是個別企業的行為，而是整個電子產業和中國經濟的根本。現今中國的經濟就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下去的。中國一系列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無情而殘酷的剝削。經過2010年員工14次跳樓之後，血汗工廠的代表——富士康並沒有改變對工人們的高壓政策，相反，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只能通過加強壓榨工人來贏得國際企業的訂單。可以預見，血汗工廠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改變，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它會不擇任何手段。
最近太原富士康廠發生的暴動就是工人在野蠻剝削之下的爆發。工人和學生都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進行罷課、罷工等抗爭。而學生在罷工抗爭中需要聯合工人。
最終需要將富士康等大公司公有化並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和控製之下。這樣才能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保障體面的工資。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王立軍判刑十五年
四川省成都中級法院於9月17-18日，開庭審理了王立軍涉嫌私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並在9月24日，判處王立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雖然官方媒體《環球日報》稱：“這一次笑到最後的顯然是司法正義。”然而整個案件更像精心設計的表演，因為其審判牽涉對薄熙來的處理。王立軍案件並不是像官方此前所說的一個“孤立事件”。
由於打黑而聞名的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一天，成為了薄熙來事件的導火索。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說，“薄熙來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領導層最嚴重的分裂。”
薄熙來之前一直被認為很有可能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即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掀起“唱紅打黑運動”，建設廉租房，試圖利用人們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社會改良措施贏得民眾支持，同時利用媒體提升自己形象。
然而薄熙來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卻被中共高層視為一種威脅。他們害怕地方官員挑戰中央的權威。
王立軍作為薄熙來“打黑”運動的主角，叛逃美領館為薄熙來的對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實在此之前王立軍原來任職的鐵嶺市公安局多人由於貪汙腐敗被判刑，可能正是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王立軍的腐敗問題，達到打擊其政敵薄熙來的目的。據說王立軍進入美領館之前曾向薄熙來尋求保護但是遭到拒絕，這加速了薄熙來自己的下臺。
但是王立軍受賄305萬元的消息一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似乎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成為過街老鼠，相反被很多網友稱為“清官”。“據說某人只受賄了305萬。靠，真是太清廉了。這個位置，收三個億不算什麽的。”
還有網友說他“會被很多鄉長縣長科長看不起的~”。果不其然。被稱為“表哥”的陜西安監局長楊達查最近被查出名表至少83塊，存款900萬元，現金至少700萬元。
網友的看法一方面顯示中共官員普遍腐敗的程度，另一方面顯示人們並不相信這場案件前前後後只是司法審判，而不牽涉到政治。
中共很可能在不久之後處理已經在3月15日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薄熙來。而如何處理薄熙來已經成為中共目前權力鬥爭中最重要的籌碼之一。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打壓江澤民為首的太子黨的勢力 。但是他們同時也擔心過多的暴露薄熙來的罪行會嚴重破壞整個政權的合法性。接任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位的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曾說，這件事情已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
和谷開來案件不同，在王立軍案件的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出現了薄熙來的身影。雖然文章沒有直接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文中“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一記耳光成為王立軍事件的導火索。文中還稱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無論是誰，只要觸犯了法律，都必須受到法律的製裁。”
這顯示雖然中共高層仍然在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進行談判，但是重判薄熙來的一方已經占了上風。
最近在很多場反日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甚至出現了“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的橫幅。這似乎是中共支持薄熙來的一派進行的“反撲”。中共領導層可能感到某種壓力，因此決定加重對薄熙來的處理。
然而即使薄熙來事件最後蓋棺定論，也不意味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束。在經濟低迷，民怨沸騰的形勢下，中共內部在選擇怎樣延續政權的道路上發生分裂。然而我們不應對中共任何一派心存幻想，需要通過群眾鬥爭和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為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勞動人民民主控製和管理社會財富和生產，結束當前的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
薄熙來和中共內部危機
9月2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將隕落的“太子黨”薄熙來開除出執政的“共產”黨。這標誌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一個新的階段，其至少是這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分歧推遲了中共五年一屆的黨代會，直到現在才宣布將在11月8日召開，比之前的預期晚了一個月。
這一推遲顯示了在十八大揭曉的新領導層的組成上，中共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前三次黨代會（在1997、2002和2007）的召開日期都早在八月底就宣布了，比這次早一個月。8月份，中共領導們和以前一樣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預期將達成關於競爭激烈的領導層人事組成的協議。但是推遲宣布十八大日期顯示任何協議都有可能在新的派系鬥爭中破裂。
命運突然改變
薄熙來的命運成為了在黨的領導層裏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對手博弈的籌碼。薄熙來的對手——包括現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領導集體——似乎在這一問題上掌握先機，但是問題是他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胡錦濤的“團派”將被迫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席位分配上作出怎樣的讓步？
“看起來，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派系沖突和權力鬥爭在這一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身處北京的評論人陳子明說。他認為這一問題“迫使最高領導集體改變之前的共識”（8月在北戴河達成的）。
一黨專政當局嚴重的分裂反映了社會中爆炸性的緊張氣氛——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滋生，每天數百起“群體性事件”。當前鬥爭主要集中在中共派系“太子黨”（中共元老其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比如薄熙來）和他們以“團派”為代表的對手之間。太子黨的對手想某種程度上控製太子黨的權力，打破他們的“既得利益”（包括強大的國有工業集團），其被視為加快經濟的自由化的阻礙。
一些評論者甚至把當前內部鬥爭的嚴重程度和1971年林彪企圖取代毛澤東的失敗的政變相提並論。當時企圖逃亡蘇聯的林彪在神秘的墜機中死亡。
薄熙來的開除是開始預先準備好審判表演的第一步，目的在於在政治上（即使不是事實上）“除掉”薄熙來。目前預計他面臨很長的刑期，甚至有可能是死刑。雖然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各地的挺薄者的激烈抗議，但是他的一些“自由派”對手希望出現這種嚴厲的審判——以排除任何他重返政壇的可能性。薄熙來的審判不太可能是公開的，以避免任何公開反對或者公開指控其對手也有犯罪行為。因此，審判過程很可能沒有1981年對毛派的“四人幫”的審判那樣民主。電視中播放了江青對檢方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說教。
薄熙來和“新左”派
在他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之前，薄熙來是重新崛起的“新左派”的象征性的代表人物。“新左派”是由基層受毛主義影響的青年、民族主義者和中共老幹部構成的松散的廣泛聯盟，他們批評北京的新自由主義和親全球化的政策。盡管自己家產百萬，薄熙來由於他明目張膽的自我吹噓和（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後果而產生的反對情緒）新毛主義的“唱紅”運動而贏得全國聲望。
現在已經鋃鐺入獄的薄熙來前副手和公安局長王立軍，具體實施了對重慶臭名昭著的“黑社會”的無情鎮壓。這一行動受到了人權支持者的批評，而且運動還針對許多不是“黑社會”的人。如此高調的運動和它受到的歡迎並沒有讓薄熙來自己得到當前胡溫領導層的青睞。薄熙來被視為一個威脅，北京希望加強對日益自以為是的省市地方當局的控製。同時薄熙來成為“太子黨”的象征，他們傲慢、腐敗和濫用權力，這些如果不加以限製，將威脅中共的統治。
冒險的策略
在他被“雙開”之後，官方媒體及其嚴厲地攻擊薄熙來，列舉其犯有濫用職權、受賄，甚至是“不正當的性關系”等罪行，而且一直追述到幾乎二十年前他當大連副市長的時候。他在《光明日報》中被抨擊為習慣“一言堂”，用“鐵腕”統治重慶，是一個“齷齪至極”的人。而《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控製之下的媒體。這個公開的自由派喉舌不能不攻擊薄熙來聲稱的左派立場，並將其稱為“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的老套政治模式”。
對薄熙來的攻擊是中共領導集體高風險的策略。“他們全力打擊薄熙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家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評論道。很明顯，目的不僅在於毀掉薄熙來，而且在於同時打擊日益公開的將薄熙來視為旗手的新毛主義左派。但是反薄的宣傳活動同樣可能助長公眾對整個政權的懷疑。
人們不禁會問，如果薄熙來“違反黨的紀律”超過20年的時間，為什麽當局直到現在才製止他？我們被告知薄熙來是“一言堂”（我們當然不會不同意），但是他的行為是否比其他中共官員不那麽或者更加專製呢？
正如自由派歷史學家袁偉時說：“為什麽他能夠作惡怎麽久，什麽樣的土壤產生了這些行為？”薄熙來被指責用人不當，導致他選擇的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其最終導致了薄熙來的下臺。但是維權律師劉曉原在微薄上評論道：“薄熙來對王立軍要承擔用人失察責任，那麽，誰來對薄熙來承擔用人失察之責？”
當局難以估計這些對薄熙來的攻擊將造成的後果。可能會引發薄熙來的反對者和支持者的抗議，因為他們都懷疑政權的清廉和政權處理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能力。有關薄熙來命運的死結以及黨代會的推遲顯示這一攻擊的嚴重性及其可能引發的風險。除了受到其他“太子黨”的保護，薄熙來還在中共黨外和軍隊中享有相當的支持，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中共官員能夠達到。
“薄熙來事件是空前的。他明顯擁有比陳良宇[前上海市委書記，因腐敗而入獄]和陳希同[前北京市委書記，也因腐敗而入獄]大得多的勢力，”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偉時提到過去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兩起腐敗案件。
谷開來的謀殺案審判
這顯示在八月谷開來（薄熙來之妻）庭審（她供認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後被判處死緩）之後事情完全發生了變化。谷開來的庭審演出沒有對薄熙來任何提及。而現在我們在新華社的報告中讀到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負有“重大責任”——這一點竟然在谷開來案件中沒有得到關註！同樣，在谷開來審判中淡化腐敗問題，雖然眾所周知，海伍德為薄熙來家族洗錢，並且由於和谷開來關於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後的糾紛而被殺。
通過不提薄熙來的名字，這一審判預示薄熙來將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過中共內部的紀委渠道軟著陸。而這是有關十八大的協議的一部分。但是很明顯，事情發生了變化。變化始於9月中旬判處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十五年徒行的審判（雖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試圖叛逃美國，他仍然得到輕判）。官方對王立軍這一及其秘密的審判的報道中提到薄熙來試圖掩蓋海伍德的謀殺案。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報道提到了“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
我們現在被告知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新華社，9月28日）。然而在兩個月前谷開來受審之時，還沒有針對谷開來和薄瓜瓜（薄熙來之子，據說現在藏身美國）這樣嚴重的指控。盡管和海伍德謀殺案緊密聯系卻不提到這樣的指控，這顯示出中共領導集體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扭曲谷開來案審判的程度，而且現在的說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即將到來的薄熙來審判也不大可能顯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給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質疑。9月26日，中國最著名的法醫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開質疑谷開來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為這會產生明顯的致命性中毒表現，諸如屍體的顏色改變，而這些表現不可能不被到現場的法醫註意到。王雪梅推測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殺。為什麽檢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於需要支持據稱精神不穩定的谷開來自己動手殺人的解釋。因為更簡單的（更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在薄熙來控製下的安全部門派出“專業人士”處理掉了海伍德。
類似的事實“修改”同樣很可能會發生在薄熙來的審判中。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在打擊薄熙來的媒體戰中，官方公布的薄熙來腐敗的程度被合適地“減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賄了2000萬元。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特別是這涵蓋了在他整個超過二十年的仕途裏的受賄。
“據我所知，遠遠超過兩千萬，”被薄熙來監禁過的律師李莊指出，“可以說，遠遠超過兩億”。
然而真實報道薄熙來家族的貪汙所得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嚴重的問題。壓低財富數額的決定，同時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系”（在中國不構成犯罪），是當局及其宣傳機器轉移人們視線的做法。盡管如此，許多人也會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壞蛋”；薄熙來在往自己口袋裏撈錢方面並不比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更好或者更壞。
大多數評論者相信薄熙來及其家族腐敗的水平，盡管可能達到數十億元，但是在今天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他們（中共官員）除了錢什麽都不信，”中國政法大學的劉俊生評論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專家。
海外媒體，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稱薄熙來在2007-2012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僅僅在安排官員升遷上，就收受了十億元賄賂。如果這樣的（更加真實的）數額在他的審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會激起要求進行更廣泛調查的呼聲。許多向薄熙來賄賂才得以升遷的官員仍然戴著他們昂貴的官帽——只有極少數人在他們“恩人”下臺後遭到清算。 權力鬥爭繼續
圍繞著薄熙來的事件無法僅僅用腐敗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夠解釋的。“薄熙來倒臺和謀殺醜聞的諸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說，“所有我們看到的都不過是政治密謀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在中國，高層腐敗案件的動力往往是黨內派系關於影響力和權力進行的鬥爭。這些派系不是基於任何完備的政治目標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幫派忠誠或者權力政治。盡管由於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別而往往產生混淆，當前的權力鬥爭反映了在這些派別之間的顯著分歧。溫的“改革派”（據說也同時包括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希望加速去經濟管製和私有化經濟，減少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則傾向更多的政府幹預和保衛民族資產階級抵禦外國資本。
薄熙來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原則上受到86歲高齡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派別支持，他們同樣被稱為“上海幫”和“太子黨”。他們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來受到正式審判主要不是出於政治團結（大多數太子黨反對薄熙來的帶有毛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是感到需要一種集體自我保護。薄熙來罪行的公開揭露將威脅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權階層的“太子黨”的根基，而且同時也將對一黨專製的黨國體系本身造成更大的體製性的威脅。
諾丁漢大學研究當代中國的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最近事情的改變意味著江派“已經同意將他徹底拋棄，以換取領導層換屆上的協議。”
江澤民派系似乎通過犧牲薄熙來換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謠傳稱，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澤民參加了9月28日開除薄熙來的政治局會議。這同樣顯示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團派，為了換取薄熙來的人頭，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設置上作出了讓步。
但是並不像一些評論者宣稱的，這並不是胡溫的“改革派陣營”的一場勝利。這更可能是一場交易，包括向江澤民妥協，顯示出他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預計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將從9人減少到7人，以便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這同樣會加劇權力鬥爭——這就像一場野蠻的“搶椅子遊戲”。
反日遊行
同樣有可能的是受到習近平支持的胡錦濤派別最近改變了他們的立場，支持對薄熙來問題“做個了結”，即使這意味著讓江澤民的“太子黨”在新一輪的領導層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壞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國一百多座城市發生的反日遊行。這場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潮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回應高姿態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者。這些遊行同樣顯示出中共內部分裂的更多跡象。
盡管北京試圖保持對抗議的有力控製和利用抗議來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談判的籌碼，然而在遊行中出現了一些讓北京大為震驚的現象。許多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特別是支持薄熙來的口號，讓中央政府感到這些抗議被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中薄熙來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綁架”了。這“警告了黨內的許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明說。
通過把槍口對準薄熙來，中共領導集體不僅想防止薄熙來未來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而且也同樣打擊了薄熙來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們在未來挑戰政權及其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全球許多資產階級政府紛紛表示決定審判薄熙來意味著北京及其黨代會和領導層換屆“重回正軌”。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場對中國政府癱瘓和“僵局”異常緊張，不亞於對美國和歐盟。這顯示了資產階級慌張地看著中國經濟可能陷入硬著陸，他們渴望北京重新“出臺”措施包括更大經濟刺激計劃。
但是無論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命運，這都不意味著政權內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權力鬥爭本身也只是中國社會中根本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由結合一黨專政的腐敗叢生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僵局）。鬥爭將繼續，政權新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新的沖突的動力。
“將這些醜事徹底大白於天下對黨來說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為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並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派別（不論是右派還是所謂的“左派”）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廠工人跳樓身亡 鄭州富士康爆發罷工
太原富士康暴動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於被開除在iPhone5 配件廠跳樓身亡。
這名叫賀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歲，在該工廠工作不足一個月。在9月底向主管請假三天，但工廠正趕工生產，拒絕其請假要求。賀當時稱若不讓他請假，他就辭職，若廠房不讓辭，他就去跳樓。他最終獲批準請一天假，但他三天後始返回工廠，廠方決定當他自動離職處理。而按工廠規定，自動離職將不獲發當月工資。
9月29日上午11時許，賀城在獲悉自己被當作自動離職後，與主管爭論，要求取回工資，但被拒絕，他一怒之下從工廠大樓五樓跳下，當場死亡。
10月7日上午7時許，死者20多名家屬到富港電子追討賠償，他們堵住廠門，並拉起寫有：「血汗富港廠逼我兒子跳樓不賠償」的橫額。家屬情緒激動，手持擴音器向該廠員工痛斥工廠管理者。
當時工廠門口聚集數千人，很多工人趁機抗議工廠加班、夥食差等問題。警方接報派出警察到場戒備，並試圖勸離鬧事家屬，雙方多次發生沖突。兩個小時後，家屬最終被警方帶走。
富港電子工廠是東莞東坑鎮龍頭產業，由郭臺銘的弟弟郭臺強創辦。該廠經常與富士康合作，主要生產各種世界品牌的手機配件，包括蘋果iPhone5的手機數據線，當前有1萬多名工人。
鄭州富士康罷工
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停工，一直持續到晚上，罷工者來自iPhone 5質量檢測部門OQC(現場品檢)，停工直接導致“生產線癱瘓”。他們雖然屬於檢測部門，因而被稱為品管，但同樣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員。
中國勞工觀察報道，在10月5日上午，超過300名品管拒絕刷卡上班。之後三個廠區的品管參與罷工。工人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超過70個生產車間卷入罷工事件，而每個車間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罷工高峰時，有大約3000-4000名工人參與罷工。
之後資方承諾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訴求，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繼續罷工。第二天，廠方宣布任何曠工者立即開出。大多數工人復工。而一些工人選擇離開富士康。
富士康稱只有400名工人曠工，而且只持續了2小時。但是中國勞工通訊稱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復工的工人。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外，還向工人提出新的、異常嚴格的標準，但公司事前卻並未給予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
工人在網上稱：“就是現在…，負責生產iphone5的多天產線的OQC(現場品檢)集體罷…工，幾個廠區的多條Iphone5產線癱瘓。領導及蘋果客戶在設計存在缺陷的 情況下對iphone5的品質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鋁合金邊框及後蓋的劃傷、凹陷標準是0.02mm。按此外觀要求，根本就產不出合格的iphone5!員 工每天心理壓力巨大，且假日無休！”
而據報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戶抱怨黑色版外殼掉漆，雖然蘋果聲稱這是正常情況，但是他們已經有意改進該機的製造工藝了。”
隨後幾位品管與其他工人產生爭執，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肢體鬥毆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終品管工人罷工，工廠停產。
工人在網上發帖稱“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時罷工的原因；前段時間K區產線員工和品管發生沖突，導致鬥毆並砸了品管CA室，多名員工受傷和住院，此事未完，K區又有發生類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區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脅。反映到高層領導，領導無視矛盾的嚴重性。於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課長一致商議停工，產線癱瘓…”
據富士康員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近來iphone5的外觀問題使每個人壓力巨大，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訴，每天不挨頓罵就沒法下班。
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後後，出現過學生被強迫到iPhone 5工廠工作，保安毆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動，工人因被開除憤然跳樓，而現在又出現蘋果公司由於設計缺陷苛刻要求生產質量。這一系列的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管理問題造成的，而是國內國際資產階級聯合剝削中國工人的必然產生的惡果。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不顧工人死活，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呼籲，需要將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不僅解決工廠管理問題，而且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
後記：
就在鄭州富士康罷工後不久，另外兩家工廠也發生了罷工。
10月8日，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福佳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薪資低、產量高、法定節假日調休、加班晚等問題。10月9日，罷工繼續。
工人在網上抱怨：“深圳福佳電器有限公司老板太摳了，加班九點半以後一個鐘才八塊錢，星期六星期天補回來上正班，現在還搞成這樣，勞動法何在啊，還有沒有人管了……”
10月9日河南新鄉市新飛電器總部近千工人罷工，並在總部大門聚集。原因是十幾年來工資沒漲，而公司管理層腐敗，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將月薪從一千元漲到新鄉職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頓公司管理層。
中共十八大結束，5名男孩“凍死”街頭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氣溫只有6℃，5個10歲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他們只有蜷曲起來點燃木炭。由於垃圾箱封閉，木炭無法充分燃燒，產生一氧化碳，幾個孩子逐漸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發現有5名男性少年死於街頭一個鐵質可封閉垃圾箱內。事發路段距離流倉橋街道辦事處步行只需1分鐘。
事發垃圾箱旁邊是一個拆遷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紹，出事前若幹天，已見到5個孩子在此出現，“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膠鞋，衣服和褲子都很臟”。有目擊者稱事發前 曾見他們在工地上用棄用木材生火取暖，並在一百米距離外的畢節學院臨近菜場找吃的。更有目擊者稱，在拆遷工地看到孩子們搭起來的簡單窩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這5名兒童的父親分別是三個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三周前相約出去玩後就沒有回來。另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中有4個處於輟學狀態，盡管老師屢次動員，但他們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
留守兒童
七百萬人口的畢節市坐落於貴州山區。許多當地農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給祖父母和其他親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兒童中的四名兒童的兩名兄弟父親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母親照顧。這名奶奶年老失明，連照顧自己都很困難。
而整個中國農村約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同父母長期分離，很容易被家庭和學校忽視，得不到相應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同時造成很多心理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5萬流浪街頭的兒童，其中的半數由於家庭糾紛離家出走。
留守兒童的問題看似是由於家長外出工作，被迫和兒童分離。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無法為子女在城市中獲得相應的教育和看護服務。
然而當局並沒有因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應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教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同一個學校中，不同背景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註度也不盡相同。而由於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個班有六七十名學生屬於正常現象。即使教師希望平等對待每一名學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謂的差學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幫助，反而往往被教師忽視。結果是他們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時建立民主的學生會，由老師、學生和家長組成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學校。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學校和幼兒看護機構，免費提供給所有需要的人。為此需要培養大量教師和專業幼兒看護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會救助的投入，並由民主的委員會管理救助機構，以防止出現虐待和拒絕救助的情況。
而要實現這一切，必須首先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還需要在學校和工廠中進行罷課和罷工的鬥爭爭取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權利不平等和兒童貧窮的狀況是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的，即使統治階級迫於工人階級的壓力進行改善，也會不斷重新產生這方面新的問題。只有最終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新的物質和道德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國學術機構新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成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一份在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中國新一屆獨裁領導人的壓力。他們焦慮地希望化解不斷增長的群眾不滿。上個月在北京關鍵的十八大會議上，他們曾誓言縮小貧富差距，盡管他們已經年復一年的許下類似承諾。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聯合製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被廣泛作為測量貧富懸殊的指標）在2010年達到0.61。基尼系數被世界銀行等機構使用，數字越大，說明該國收入差距越大。報告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數高達0.61為世所少見。”
調查結果驗證了已知的事實：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出現了急劇上升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窮人被拋棄在所謂的經濟奇跡後面。十年前，胡錦濤和溫家寶上臺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他們即將退休的現在，中國有251名擁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只有美國能比之更高。
該報告基於對8,438戶家庭的調查，估計今年7月的城市失業率為8.05％，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發表這份報告的甘犁呼籲中國政府重組開支架構，將焦點放在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釋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產黨”專製當局超過10年沒有公布基尼系數，反映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敏感和尷尬。最後一次的官方數據是在2000年發布，顯示基尼系數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估計基尼系數為0.47。任何超過0.4的數據都表示社會不穩定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中國現在是世行第三大股東，世界銀行多年來沒有發布中國的基尼系數，無疑是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環球日報》評論這一報告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拉響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對《環球日報》說真正的基尼系數甚至可能高於0.61，因為調查很難接觸到超級富豪。
很少國家能夠在短短十年裏讓貧富差距增加幾乎50%. 0.61的基尼系數讓中國位列世界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這些國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廣泛的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社會，在2009年其基尼系數達到創紀錄的0.63。下面2007年《經濟學人》的圖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組合上看來，中國新的領導人可能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擴大。最近在中國資本主義搖籃的廣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無恥地重復了鄧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習近平承諾加快資本主義“改革”，以重新構建經濟並給於私人投資者更大的份額。然而甚至極端自由主義的《財新》雜誌也指出：“報告稱，地區上來看，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基尼系數越高。東部省份家庭的基尼系數高於中西部。”
該報告驚人的數據進一步顯示了一黨專政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必須建立獨立工人組織來領導抗爭，反對不斷加劇的貧富不均，以及全國的資源被一極少數的超級富豪竊取。即將到來的時期，群眾會對在中國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越來越感興趣。
震驚世界的烏坎抗爭一年之後
一年前，中國廣東烏坎村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群眾抗爭。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在當時看來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
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
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烏坎村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現上百村民對此不滿，在（新的）村委辦公室外示威抗議的事件。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爭領袖只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而沒有取消對他們的指控。抗爭領袖薛錦波的遺體是在家屬陳諾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條件下才被歸還的，而沒有進行獨立的屍檢。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傳播到全國，而且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製。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製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之後的2012年，群眾抗爭變得更加頻繁，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不斷發生。今年初海南樂東縣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之後7月份什邡和啟東也發生了抗議環境汙染的示威，數萬人參加，其中90後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烏坎事件發生一年後，正處於中共召開十八大的前後，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寧波爆發了反PX化工項目的群眾抗議運動，當地居民連續數天上街抗議，最終寧波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並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
之前2011在大連，2007年在廈門發生反PX項目的群眾示威之後（中國勞工論壇 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當局都做出了部分讓步。寧波反PX遊行顯然也受到了這些之前類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寫作幾天前，12月7日17時貴州遵義仁懷市城建局強拆民房造成兩死三傷，23時許死者家屬擡屍遊行到市政府，萬人“圍觀”。政府出動武警鎮壓，發生暴力沖突，多人被打傷和被捕。
群眾抗爭的發展
今年“群體性事件”在規模和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示威在各地持續發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群眾對此也越來越熟悉。甚至連中國官方《環球日報》都承認：群眾抗議已經成為“公眾已經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項目上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2012年10月29日《環球時報》）
由於微博、手機的普及，群眾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這也迫使當局無法再掩耳盜鈴，而不得不報道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使得群眾，特別是無法看到被當局屏蔽信息的民眾，獲得更多這方面的信息。群眾抗爭變得公開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發生示威數天前有公開的通知。在什邡和啟東事件中，90後中學生自發地派發傳單和進行宣傳。
青年在群眾抗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
中共當局的鎮壓手法也出現了變化，手法上更加靈活，很多時候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仍然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亞市樂東縣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示威（中國勞工論壇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址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然而這也使得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電廠修建地區，使得當局數次變更電廠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而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
烏坎抗爭的教訓
一黨專政的條件下，當前的群眾抗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大多數抗爭沒有一個民主的架構組織抗爭。使得很多群眾抗爭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不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傷亡發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爭無法根據形勢隨機應變和發展。當然中共對任何的暴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討論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烏坎村的理事會也是以宗族形式選舉產生的，而且在和地方當局達成協議後不久就被新的村委會取代。新的村委會雖然是選舉產生的，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群眾組織。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且無法被選民召回。中共當局首先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威脅和財政激勵——讓這個弱小的村委會屈服於當局的意誌，這樣就能在這三年裏控製新的村委會。這造成烏坎目前的抗爭沒有真正的民主的領導層，自然也就無法推動抗爭的繼續發展。
而且烏坎的大多數抗爭領袖之前在外經商。其中林祖戀也是中共黨員，曾經是中共基層官員。他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談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無意義。”（《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這些抗爭領導者大多來自中小資產階級，真正希望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不希望中共政權垮臺，雖然希望獲得更自由的經商環境。因此他們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當局作出讓步後，一些抗爭領袖不希望通過繼續推動抗爭來實現全部要求。而希望請盡快的回到適合投資的環境。“我們需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然後吸引外資”林祖戀說，“如果烏坎持續政治動蕩的話，我們怎麽會實現這一點？”（《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現階段大多數群眾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往往集中於單一的訴求。如什邡、寧波的抗爭是單一的環境訴求。即使烏坎抗爭中最主要訴求也是要回被腐敗官員賣掉的土地，而沒有提出其他更廣泛的涉及民生的訴求。這使得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發動群眾和推動運動向前發展。
而且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例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聯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林祖戀說烏坎的事只是一個小鄉村的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然而正如像其他群眾抗爭一樣，烏坎村民反對官員剝奪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於建嶸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新京報》2010年11月05日）而烏坎抗爭中突顯出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更不僅僅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個村子的範圍裏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烏坎抗爭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烏坎抗爭高峰時，附近的一些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有密切的關系。
2011年12月20日，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數萬群眾前往鎮政府集會抗議，並封堵汕頭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對政府在當地修建第二座高汙染的燃煤發電廠。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議貪官賣地。烏坎村附近的鄉村如龍頭村等村莊也由於土地問題發生了大規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沖突。
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
這顯示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這一目的，則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僅僅是基於當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臨陣磨槍”的組織。在目前階段，這只能通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組織得以實現。
罷工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大多數群眾運動沒有聯系到工人的罷工，沒有爭取工人支持進行聲援罷工。然而和工廠之外的群眾運動一樣，今年中國爆發的了不計其數的罷工。
在中國最大的工廠富士康，其在太原、鄭州、深圳等地的工廠都發生了罷工、暴動等事件。（對此前幾期的《社會主義者》作了大量的報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十多名工人連環跳樓，他們由於血汗工廠環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廠中雖然仍然出現了工人跳樓，但是更多的出現了工人罷工和暴動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剝削。
2012年10月蘋果公司由於iPhone 5設計缺陷提出苛刻的生產質量要求，造成鄭州富士康數千工人罷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發生由於保安毆打一名女工，而導致兩千工人暴動。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廠已經於2012年上半年發生過數次工人罷工和工人以“集體跳樓”方式抗議。
這顯示了工人意識的改變。從選擇消極的跳樓到選擇進行罷工抗爭，以實際行動爭取自身的權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蘇泰州靖江市東方重工船廠，數千工人罷工，抗議被拖欠5、6個月工資。上千工人沖上京滬高速，把江陰長江大橋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癱瘓。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港資華彩印刷廠，三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公司對員工太過嚴苛，請假太難。
面臨很多群眾抗爭的中共當局，對於罷工也無法像以前一樣一味的鎮壓。很多時候政府以勸說和威脅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罷工和組織工人上街，很多時候資本家不得不作出讓步。
同時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也在嘗試通過收買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會等方式防止工人抗爭激進化。
在罷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廠外的群眾抗爭類似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工人們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廠中進行罷工，而不是走出工廠進行抗議。這當然有當局鎮壓的原因，但是這使得工人罷工處於孤立的狀態，無法聯系到其他群眾。另外不同工廠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聲援和聯合行動。
總結
即將到來的2013年中國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巨大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主義者需要對此作出提前準備，總結教訓和經驗，因為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需要正確的鬥爭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工人代表只領取普通人的工資，並受到其他成員的民主監督，最終推翻現有的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
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毫不遲疑地建立起一個熱心於所謂的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形象。經濟改革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代名詞。這受到了海內外商界領袖和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新上任的獨裁者享受暫時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吳敬璉贊揚新的領導人，“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盡管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經濟改革的言論，但是沒有任何即將放松政治管製的跡象來印證這些言論。相反，盡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態的廣泛宣傳，新政權同樣采取了新措施控製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奧威爾的風格評論“‘管一管網絡亂象’是許多老百姓的願望”。
習在12月對廣東省進行了五天訪問，作為中共總書記第一次離京視察，最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訊息。習的旅程有意地模仿1992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當時，鄧小平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會回到計劃經濟，全中國應該向’南方學習’”。2012年習的“南巡”賦予了鄧小平式的象征意義，其中包括和在當年“南巡”中陪同鄧小平的四名退休官員見面，向深圳的鄧小平雕像敬獻花圈的儀式。作為對之前胡溫領導層言論的回響，習呼籲“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製度，改變政府職能和加強法製”新華社引用習的講話，“ 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中央有關部門要進行認真研究，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製機製、……加強法治等措施來解決。”
陪同習南巡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被晉升，而由被稱為“小胡”的胡春華接任其廣東省委書記職務）。由於總理溫家寶將於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視為中共黨內主要的自由主義旗手。雖然汪洋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國的權力核心，但毫無疑問，南巡額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確認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指：“ [習近平] 向外界表達的訊息是‘我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習強調他自己和廣東——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搖籃——的聯系。習的父親習仲勛在1978-1981期間任廣東省長和省委書記，而習的母親現仍居住在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是鄧小平的關鍵盟友，幫助鄧對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義的一派。習仲勛參與創建了深圳“經濟特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復製到中國其他地方，後來還“輸出”到亞洲等地區的低工資經濟體。經濟特區被用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逐步削弱工人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廠替代“低效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出口領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晉升，新領導層組成揭曉。在此之前的數月，就常委人員組成（從9人減少到7人以“提高決策效率”）上，發生了數十年來最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高層的分裂預示了未來革命的激變。美國評論家裴敏欣對十八大新產生的領導集體充滿疑問，“這一整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是否類似於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溫時代
2012年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可怕的一年”。經濟急劇減速，債務危機惡化和反政府情緒上升，在中共“團結”的外表上出現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裂縫。乍一看來，在刻意宣傳的中國經濟“奇跡”下，這一轉折是不相稱的。表面看來，即將離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領導層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經濟增長。以美元計算，中國GDP在胡溫時期（2003-2012年）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長為10.6%.
十年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產值都大於中國。而中國今天遠遠超越了這些經濟體。在2012年，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合組織，中國將超越十七國組成的歐元區，擁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額，並有望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超過美國。在胡溫時期，中國電力消耗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網超過之前的三倍，私家車擁有量為之前的八倍。財富500強（以收入為標準的世界領先的公司的名單）中的中國公司從11家上升到79家，僅次於位於第一位的美國。
然而經濟增長的蛋糕，並沒有被廣泛的民眾分享。群體抗議增加，估計在2010年有18萬起，這是群眾不滿達到沸點的跡象之一。胡溫政府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以成為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當胡錦濤上臺時，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有251人，僅次於美國，其中7人作為代表參加中共十八大。同時，幾乎5億的中國人靠每天不高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據世界銀行報告，半數中國人口很難獲得基本的安全飲用水。
太子黨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主導。和習一樣，他們是毛時代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家族關系賦予了他們難以想象的權力和財富。七人組成的政治局黨委中有四人是太子黨：習近平、張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這代表了中共高層一次顯著的變化，這將對政權未來走向發揮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屆9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只占據三分之一的席位。
“許多國家都有權勢家族，但是在中國，這些大家族正在變成政商兩界的主導力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曉波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2013年3月將國家主席的職位移交習近平）的派別，看起來是政府權利鬥爭主要的失敗者。胡的“團派”是非太子黨官員的主要派別，他們在官僚機器中爬升到現在的位置。團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強一人，他是領導層中的二號人物。
習近平不僅僅被確認總書記的職務，而且胡錦濤同樣向他移交了控製軍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軍委主席一職提供了關於2012年內部權力鬥爭更多的線索。胡的前任江澤民在2002年卸下總書記的職務時，拒絕放棄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以平衡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直到兩年後才卸任。江是“上海幫”的老大，“上海幫”有時也被稱為“太子黨”派別。
中共黨內主要有兩大派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別界定。甚至“專家”也對一些關鍵人物的派別歸屬有不同的意見。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黨是江派的成員，但是張德江和俞正生屬於江派，而張高麗雖然不是太子黨也屬於江派。中共內部派別並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線（關於理念和政策）劃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陰暗的密謀，相互保護，劃分對不同領域的控製。十八大後展現出的對習和他團隊的團結，並不意味著中共派別鬥爭的終結，而不過是不同勢力之間評估狀況而暫時休戰，以謀劃下一步的行動和等待新領導層的第一個動作。
習近平曾經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條獨立的道路，特別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為胡的繼任者之後。習是競逐候選人中唯一同時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選，如果一派試圖強行任命自己的人選，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內戰”。習顯然利用這一形勢，在新任班子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大概解釋了，關於胡錦濤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協議，以及將常委人數從九人減為七人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很可能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習近平的手中，但習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現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權謀的幕後交易。特別是關於經濟政策（將強“改革”）的輪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職務的派系分布。盡管胡的團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別。團派成員總體更加年輕，因此被預計將在2017年的領導層換屆中被提升。
權力鬥爭
由於中共內部危機不斷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討價還價幾乎一直持續到十八大前夕。這是殘酷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派系之間的角力甚至進入公眾視線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醜聞。而在之前這是各方試圖避免的，以避免觸發群眾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錦濤的關鍵親信令計劃的晉升，“平安保險事件”——《紐約時報》發布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調查（有可能是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泄密），估計總理溫家寶的近親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
最轟動的事件是高層太子黨薄熙來的倒臺，他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面臨嚴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將在2013年處進行的審判。薄熙來的派別對手花了很長的時間挖掘犯罪證據以打擊他，然而卻是他自己動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決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由此揭露了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謀殺醜聞。盡管薄熙來事件打擊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太子黨，激起對於他們的財富、腐敗和傲慢的大量憤怒，但是仍然是他們在今年的中共換屆中提升了地位。這一事實突顯了中共領導人與社會是多麽遙遠和脫節。太子黨現時的強大是得益於政治上“死而復生”的前領導人86歲的江澤民和84歲的李鵬，他們強行介入幕後談判。尤其是江澤民作為其派別的黨鞭，動員對太子黨和他的“上海幫”的支持。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評論家章立凡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太子黨主張維持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底線。”
太子黨，在中國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擁有財富的新興精英階層，其社會地位的前提是一黨專政。因此他們被視為一塊城墻，抵禦將有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民主“實驗”。太子黨占據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獨裁者家族類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後，他們除了打擊群眾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會在一個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結果，即之前權力鬥爭的結果，顯示中國繼續拒絕所謂的政改。同時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似乎達成了共識。自從1989年中共擊敗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和專製統治的混合體成為中共政權的特色。其在湖錦濤的十八大演講（據報道被習近平審核過）中被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 ，也不走改旗易幟 [結束一黨專政] 的邪路……”
腐敗“蛀蟲”
另一個廣泛引用的，來自胡錦濤在十八大上演講中的一句話是，他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錦濤，當局發言人也公開承認，不斷增長的腐敗醜聞和公眾憤怒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習在上任後也有類似的表示，將腐敗比作”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但是現實是，最高領導層將能對這一問題做些什麽呢？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評論，“據說有三種選擇。槍斃腐敗，放任腐敗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只能選擇第三種。”
習近平和新領導層希望在他們統治早期顯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們的現任一樣，他們受製於整個體製都是腐敗的這一現實。實際上，反腐運動將局限在一些被廣泛宣傳的姿態或者檢出一些“臭雞蛋”用來以儆效尤。這已經發生在四川省副書記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現在，李春城涉及賣官和非法房地產交易而被調查。將常委王岐山任命為中國新的“反腐沙皇”同樣是為了釋放出強硬的信號。值得註意的是，王岐山沒有子女，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潛在“利益沖突”。
除此之外，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禁止官方宴會和豪華紅地毯接待到訪中共官員和軍官的決定。盡管這一措施無疑將會為新的領導層贏得短期的支持，但是這主要是作為一種粉飾，因為從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回扣遠遠大於公開的排場的開銷。事實上，這一新的禁令是為了加強官員自我監督，避免在公眾面前大擺排場。換句話說，這不過是一個煙霧彈。
為了保衛他們的製度，中共領導人會試圖達到一種平衡，一方面緩和公眾對於腐敗的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製反腐鬥爭的範圍，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員的腐敗有可能引發群眾抗議而且同時可能觸發黨國體製的“內戰”。真正揭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族幕後的商業聯系的神秘面紗，將對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借用習近平的隱喻，這將打開歷史上最大的“蠕蟲窩”！
要求“陽光法製”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一部分官方媒體呼籲高級官員公布他們的商業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官員向中央政府報告他們的金融交易。這是另一項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結果當然不會接受公共監督，而且中共官員也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藏他們的資產，例如將資產處於他們的親屬或者商業夥伴名下，甚至使用空殼公司或者其他明目。盡管公眾呼聲增加，就公開官員商業交易立法對當局來說無異於自殺。“如果他們宣布他們的資產，他們統統都會進監獄——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退休官員姚建福評論。現在有一項試點項目被提出，廣州省中三個相對較小的區域，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和韶關始興從明年起開始官員財產公示。這這些試點地區，地方官員被要求對其投資和個人資產進行公示。甚至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懷疑。“有了製度不執行，危害會更大，會讓人民群眾失去對製度的信任，”廣東黨校唐曉陽教授稱。
自由派的有限綱領
呼籲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稱“沒有獨立機構，就沒有可能解決體製內的腐敗”。和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自由派不提出基於群眾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徹底改變，因為他們明白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立即構成威脅。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漸近和受到控製的方式，建立獨立的“製衡”機構，即於中共控製下的機構平行的精英機構，如獨立法院、更自由的媒體、不受約束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但是他們並沒有建議這些結構由選舉產生，或者受到某種形式的公共控製。這是由於（根據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們的角色在於代表沒有政黨的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受到他們政治影響的社會團體。這也許包括當前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給這些階層影響國家事務的渠道。自由派將之視為一種途徑，通過限製和中共有聯系的企業的角色，來減少政府中的腐敗和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另一個似乎被習近平采納的概念是“協商民主”——在一黨專政的製度下，更多的候選人競爭同一職位；舉辦地方論壇對政府的政策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但是不做實際的決定。
這是總理溫家寶和前廣東書記汪洋的支持者主張的政改綱領的一部分。這些派別並不尋求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希望小修小補，給這一製度設立“安全閥”以延長其壽命和阻止革命的爆發。和中共內部強硬的反改革派一樣，他們同樣害怕群眾，不希望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建立獨立組織參與政治，以及挑戰政府權力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汪洋一類的自由派青睞的、在當前製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廣東烏坎村今天的現實中展現出來——在其發生史詩般的群眾抗爭一年後。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廣東省政府達成談判協議之後，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成員面臨打壓和威脅，而（在之後的村委會選舉中獲得主導地位的）抗爭運動中的親中共的溫和派，沒有實現運動的任何主要訴求。
盡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習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馬和政改陣營弄到一起，而更願意試圖達成一種平衡。中共等級製度下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對手害怕者這會打開要求改變的群眾壓力的閥門，最後導致中共倒臺和現政權（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類似於中共的附屬）的解體。政權高層希望不計代價，將派系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地區、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維持在黨內。他們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獨立司法，都可能將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使得政權試圖將其掩蓋在幕後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0月31日），“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開始行動，可能會如同搬走一塊能夠引起雪崩的石頭。”
“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
今天中共的政權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保留了許多斯大林主義政黨的特征和形式，但同時結合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政治局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這是在2007年“維基泄密”發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國政府電報中的用詞。在中共首腦會議中，我們發現聯合了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黨”。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後代的電力集團。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由於她掌控寶石行業而被成為中國的“鉆石女王”。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5日）報道，“《紐約時報》發現，通過經營國有鉆石公司（後來被私有化），她幫助她的親屬將他們持有的少數股權運作為一個十億美元的龐大股權，涉及保險、技術和房地產投機。”
新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ITI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劉樂飛在2011年《財富》雜誌的亞洲前25名商業領袖名單中排名第22位。根據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產、科技和稀土礦業中累積了3.76億美元的財富。“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參與推進其親屬的商業交易，習及其家族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報告緊急補充道。這只是凸顯了一個事實，在當今一黨專政條件下，中共高層家庭能夠利用他們的權勢非常“合法地”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資產階級們非常興奮地期待習和他的團隊會啟動親商改革議程。彭博社在11月末對投資者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現實，53%的被調查者對習的政策保持“樂觀”，而兩個月之前只有42%對胡錦濤的政策保持“樂觀”。“這是非常積極的。神秘難懂的胡錦濤離開了，這[習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業和人民建立關系的人。”一位澳大利亞礦業發言人說。
資產階級媒體稱贊習的自信作風和“隨和的”無套話的演講，而不是像胡錦濤那樣僵硬的表現。但是習的自信源於他的太子黨身份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相信他們的出生決定了他們的統治的集團。資產階級評論家贊許地提到，在習的仕途中，他曾經管理廈門經濟特區。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因促進私人企業發展而知名。據報道從那時起，習和許多中國頂級私人部門的億萬富豪建立緊密關系，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李書福和中國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宗慶後談到習近平：“因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私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
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重啟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在新領導層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強，將在不久後接替製訂經濟方針的溫家寶，是新領導層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黨，對這些問題一直最直言不諱。李克強和新自由主義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有密切的關系，該報告是由世界銀行和（李克強控製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在這460多頁的報告中，“民主”一詞沒有出現過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結論是需要“體製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包括人們所熟悉的組合——私有化、放松管製和打破國家壟斷。
在十八大後，李抱怨，“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在資產階級耳中，這猶如美妙的音樂。
盡管新領導層的政治組成和預期的方向是明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言論會自動變為行動。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為習李和新的領導人所青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會在某一階段遭遇群眾性的抵抗，因為這一政策會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而遏製腐敗和讓政府更加“開放”的陳諾無法兌現。這也是為什麽習會使用更加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關於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別是如同日本新領導人，習近平會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迷惑群眾和減弱對其親資本主義方針的抵抗。
太子黨會同意在保證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觸動的條件下的經濟改革。來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能夠阻礙即使相對較小的措施和導致派系沖突加劇。同時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產能過剩和債務堆積（見方框）意味著計劃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銀行，可能加劇現有對金融系統的威脅。
為兩億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言論，現在被吹捧為刺激國內消費的一個途徑。但這很可能將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財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負擔這一額外開支）。同樣，現在北京正在推動的，增加對農民的征地補償也會面臨同樣的障礙。由於近年來的過度投資，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他們會試圖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於窮人的支出。這些事實意味著習近平未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社會主義者對中共內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的利益。我們警告不要對現政權將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許基本的民主權利（如結社自由，建立獨立工會和政黨的權利，等等）有幻想。這些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些群眾鬥爭必須獨立於中共政權和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團體，這些團體害怕普通工人獲得民主權利，將之視為對他們支持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威脅。我們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工人政黨，在目前階段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綱領是用全面的民主權利、民主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取代一黨專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數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將胡溫時代描述為“失去的十年”。這一短語的含義根據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共黨內和黨外的所謂的“政改派”來說，指出的是胡溫時期鎮壓和審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實。特別是自從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溫家寶總理發表的很多政改論調的演講和這一事實相違背。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的大量增長顯示了這一事實，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億元，超過了過去兩年中每年用在軍事上的費用。胡錦濤的口頭禪“和諧”現在已經成了鎮壓的代名詞：抗議者時常被防暴員警“和諧”。
對於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資產階級評論家群體來說，“失去的十年”用來表達他們對停滯的經濟“改革”（自由化，去規則化和國企改製以便為私人資本創造更多獲取利潤的機會）的不滿。中國媒體中的經濟自由派往往將胡溫時期的兩位數增長歸功於之前的領導集體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經濟沙皇”朱鎔基。他們由於“大膽改革”而受到讚揚。其中包括在國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崗潮，以及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些改革極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為回報）。這些措施產生了爆炸性的社會緊張局勢，在1997-2002年摧毀了6000萬個國企工作崗位。這迫使江的繼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為本”的論調，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策改變，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簡而言之就是“不折騰”。 當前正在進行的討論，無論是在十八大之前還是之後，反映了來自中共黨內外和境外資產階級要求當局進行“改革”壓力不斷增加，他們希望回到江朱時期的改革步伐，這意味著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工人階級和窮人經濟負擔的增加。 事實上如果實施習近平團隊追捧的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會使經濟問題惡化，正如當前歐洲災難所顯現的。但是新領導層對這樣的經濟政策明顯的共識，突顯了當局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僵局。統治集團內部認識到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這一模式導致了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2011年中國工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鋼鐵行業產能過剩2億噸，比12年前中國總的鋼產量（1.28億噸）還要多。即使鋼鐵需求和價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而繼續下滑，新的煉鋼廠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報導，“去年底，中國鋼鐵行業總負債4000億美元——相當於南非的經濟總量。”
通過增加家庭消費來平衡經濟的嘗試，不斷與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平臺的角色相抵觸。在胡溫時期家庭消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37%，比江澤民任期的46%還要低。
其後果是中國面臨潛在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公司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這遠遠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認為“危險”的90%。瑞士信貸銀行認為，在瘋狂的基礎建設中積累了巨額債務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些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在銀行系統中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Ratings）估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在過去五年的新增貸款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在短短五年裡複製了美國整個商業銀行業”。惠譽的中國銀行評級主管的朱夏蓮 (Charlene Chu) 評論稱。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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